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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13本书:找到一片栖息之地
发布日期:2021-06-17 07:46   来源:未知   阅读:

  www.hljmo.com.cn,米景扬先生1956年即到荣宝斋工作,历任编辑、副编审、副总经理等职务,又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书画摹制工作,故而熟稔中国艺坛人物掌故。对我而言,书中最感兴味的,是如下内容:

  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荣宝斋的情况,如:古画的临摹流程,字画的市场行情,书画家如何寄售作品,等等。从中也可窥见,新中国成立之后,处在新与旧之间的荣宝斋,是如何“转型”,适应革命年代的种种变化的。

  二、书画名家的生活状态。米先生是陈少梅的女婿,又拜王雪涛为师,学习花鸟画。他对两位名画家的回忆,自然较他人更为亲切可信。之前曾购得冯忠莲女士的《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薄薄一册,读后大开眼界,只恨对作者所知无多。读了米先生的书,方知冯女士为陈少梅夫人、作者岳母,对她的生平事迹有了更多了解。此外,书中对一众政治人物——康生、陈伯达、田家英、邓拓——的书画爱好的记述,也颇有意思。

  这本书书名源自中唐诗人王建的一首诗:“春明门外作卑官,病友经年不得看。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唐帝都长安作为当时唯一的一线城市,吸引着各地的才俊,只是“长安居,大不易”。作者讨论的不是长安城,而是其周边的京畿乡村社会,包括自然风貌、聚落形态、基层统治、官民生活等多个方面,也就是从周边看长安。

  本书前五章,对于长安郊区的基本形态坊、乡、里、村以及人口结构做了细密的考证。第六章以京兆韦氏、杜氏为例,讨论了京畿士族在城乡分别经营的情况:“对于韦、杜二姓士族,在旧日乡里、先人居所营建庄园产业,起码有两方面的特殊意义:第一,以此作为城市化了的家族与乡村宗族联系的纽带,保持一种城乡呼应、可进可退的生活情态,并告诫子孙,旧乡之一草一木、一丘一壑,莫予他人,以此加强族内之认同感与凝聚力……第二,通过经营产业,加强对宗族的整合控制,并为城市化的士族提供经济保障。”(179-180页)这其实是士族生活的理想状态,遇到级别更高的贵族,瞬间失效。作者引《明皇杂录》说,唐中宗朝兵部尚书韦嗣立的旧宅,在玄宗时被杨贵妃姊妹看中,象征性地询价之后,“语未毕,有工人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工人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作者在第八、九、十三章中讨论了京畿的基层治理问题。“一方面皇帝对京兆尹的素质才干要求极高,希望通过京畿的治理为诸州县树立准则;而另一方面京畿各种势力云集,皇权又时常介入,这共同导致京兆尹‘或以软弱废,或以贼杀劾,把宿负浅为丈夫,用钩距盖非长者’的施政困境。”各方势力的插手下,首善之区的父母官委实难做,宪宗朝,十年间就先后有十五任京兆尹。(219页)不过,既然贵为京郊,民众上诉与皇权下达的渠道也比外地通畅,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刘禹锡所撰《高陵令刘君遗爱碑》详细介绍了穆宗长庆-敬宗宝历中京兆府的泾阳、高陵两县围绕用水问题展开的县际纠纷及上诉,最终得到处理解决的全过程……上诉的流程为高陵县百姓-高陵令-京兆府掾-京兆尹-丞相-御史-皇帝,而由于上诉之畅通,纠纷很快得到处理……高陵县例是京畿地区王权下达、民情上诉的一般渠道,其良好运作,有赖其中每一个行政环节的畅通,每一级官员的及时处理与跟进,也是唐代国家治理京兆的理想例证。”(226-227页)

  作者还特别讨论了京畿乡村的“在地有力者”,即乡族势力,以及“外来有力者”,即权贵势力溢出城市的部分。作者很遗憾地指出,前者的主要形象是为恶乡里;而后者,包括皇宗亲戚、宠幸近臣、宦官、京职官员及在京诸司,禁军、神策军将、宗教人士等,在乡村社会扮演的也主要是负面角色,一是对京畿府县资源的侵夺……其次,对府县乡的行政秩序造成干扰。(239-244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这里人多地狭,赋税繁重,权贵和乡村豪族势力强大,但京畿居民迁居远徙的愿望并不强烈。无论如何,这里有更多的政治机遇,外省的文学青年和本地近畿居民,对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样充满了热情乃至野心。

  作者在最后总结时说:“唐长安成为这样一座城市,它的消费性远大于生产性,一方面它的壮丽城池、强健甲兵、丰实仓廪、新样艺文、富足藏书为世界所称道;另一方面,它却只是国家倾尽关中、京畿人力、物力所供养的‘寄生虫’。长安以无上的政治权威统御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供应并制约着城市,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城、乡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是不平衡的,具有积极属性的资源,如士族精英、能工巧匠、粮食、物产、财富等,往往由乡村区域流向京城;而京城所无法容纳的一些消极属性资源,如豪强、游侠、恶少、逃户、罪犯,则溢出至郊区,为害乡里,造成了‘内地边缘’的‘盗匪型社会’。城市的溢出,还包括城市中的精英到乡村,通过经营园林别业、碾硙等水利事业,与乡村区域的在地势力抢夺自然、人力资源,进行寻租。”(340页)

  【法】米歇尔·普西/原著 弗雷德里克·杜瓦尔/改编 迪迪埃·卡塞格兰/绘 章含秋/译,四川美术出版社·青马文化 ,2021年4月版

  这是一本图像小说,改编自法国悬疑小说家米歇尔·普西的成名作《黑色睡莲》。同读小说和看电影不同,悬疑类的图像小说最主要呈现的是故事结构而非过多的人物心理。虽然图像小说没有大量的文字或影视效果烘托氛围,但一口气读完还是能获得很多快感。不管怎样,反转合理的悬疑故事还是会吸引人,而且这类故事读完后的第一反应是应该读第二遍,才能对某些细节和暗示有更深的体会。因为悬疑小说的特殊性质,这里就不再多剧透啦!

  【美】素德·文卡特斯/著 李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素德·文卡特斯自称“有着发育过度的好奇心和发育不良的恐惧感”,他通过研究城市犯罪组织、毒品交易等,关注贫穷、阶层流动问题。他曾出版过《黑帮老大的一天》《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等对于芝加哥的城市研究著作,赢得了“流氓社会学家”的美名。

  在《流动之城:一位社会学家的地下纽约观察记》里,素德·文卡特斯深入纽约街头,访谈毒贩、性工作者、老鸨,试图找到一个“足够大的盒子”,把研究对象装进纽约地下经济的群体叙事之中。本书并不是研究结论,而是作者的田野手记,也是他的“纠结史”、“失败史”。素德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描述离婚对他的影响,他层出不穷的新想法,时而对自己研究的否定时而又觉得充满希望的状态,让一个絮絮叨叨又单纯可爱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在他观察之中,大部分人最终没能跨越阶层,但是与冰冷的研究结论不同,这些人从来不用结果定义自己。纽约给了他们发展野心的通行证,“地下经济”给予数以百万计的人唯一的生存机遇。由地下经济带来的社会连接,将纽约的精英、底层、移民隐秘地编织在一起。

  书里收录49种植物,可以说多为园艺植物,因为作者本人曾研究过园艺史,另著有《英国花匠的诞生》《英国工薪家庭的花园》,甚至还在伦敦打理着自己的一座花园。

  书里所收录的植物都附有手绘插画,来自于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的1597年珍本杰拉德《植物志》。作者不仅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与这些植物有关的部分,还将其与杰拉德的描述一一参照。

  如作者有关“颠茄”一条所写:“在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毒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神父交给朱丽叶一种假死药,以阻止她被嫁给帕里斯伯爵。他描述的这种液体被认定为颠茄的萃取物。这种萃取物非常有效,朱丽叶在沉沉睡去后被宣告死亡。消息传到罗密欧被流放的曼多亚,他带着狼毒(即乌头)回到维罗纳……杰拉德把颠茄称为‘沉睡的龙葵’……称食用几枚小小的颠茄浆果就可能导致昏睡,如果食用过量则会当场死亡。”

  1597年,莎士比亚33岁,彼时《威尼斯商人》已上演了一年,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仲夏夜之梦》已上演了两年了。

  【美】约翰·威廉斯/著 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1月版

  在阅读《斯通纳》的过程中,我们得以看到这样一位知识分子走上学术道路、进入学院的过程,以及他那与文学研究相伴的一生。他的同事马斯特思曾讽刺地表示大学“是给那些体弱、年迈、不满以及失去竞争力的人提供的休养所”,这多多少少揭示了斯通纳的命运。他在学院度过了太久,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对他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的变化没有对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反,他似乎只着眼于文学研究和学院内的一切。

  他似乎总是以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态度面对时代的风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通纳的生活充满了沉闷的不快和失败,僵化的婚姻、一辈子都是助理教授、在学术上也没有做出巨大的贡献,甚至他自己都怀疑他所钻研的学术究竟有没有价值。

  但就是这样一个主角,在沉默中守护着心目中大学的价值,在针对一位学术能力不足的博士生进行预答辩考查时,斯通纳与系主任爆发了冲突,而这场冲突也成为了他们一辈子的矛盾。对于斯通纳而言,学术和学院有其不可侵犯的标准和神圣性,任何人都不能试图改变这些。在这个他精心维护的世界中,他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些痕迹,哪怕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他的存在。斯通纳并不完美,但在面对世界的纷纷扰扰时,他却依然能做到坦然面对;也正因为他的坚持和对学院的维护,“不合群”的他才能在世上找到自己的栖息之地。

  【南非】劳伦斯·安东尼、【英】格雷厄姆·斯彭斯/著 邬明晶、张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随着野象漫游奇遇记在云南逐日上演,我也未能免俗地迷恋上了这些庞然大物。人类有可能理解这些雄伟而静默的生灵吗?生活在南非祖鲁兰腹地的劳伦斯·安东尼似乎可以。安东尼是一名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拥有一片名为“苏拉苏拉”的自然保护区。机缘巧合之下,这片有着野牛、豹子、长颈鹿、斑马、鳄鱼、土狼、白犀牛等数不清的野生动物的土地迎来了七头野生大象。为了帮助这个对人类充满戒心的象群融入新的家园,安东尼尝试和这些令人生畏的大朋友们缔结友谊,他小心翼翼地陪伴、靠近,对着它们说话、唱歌,终于得到了母头象娜娜的信任——在反复尝试越狱后的一天,娜娜将鼻子探出通电的围栏,用湿漉漉的鼻尖温柔地抚摸了他,表达了愿意留在苏拉苏拉的心意。而当娜娜家族能够在保护区自由行走之后,奇迹愈演愈烈,象群会时常去安东尼的住所拜访,会在他出差回来的时候前来迎接。最惊人的一次,他在约翰内斯堡机场错过了回家的航班,400英里外的苏拉苏拉,正在朝他的住所行进的象群突然停住脚步,转身返回的丛林——就在他错过的航班起飞的时刻。

  这些温情脉脉的浪漫故事是我翻开书页时想要寻找的,但安东尼展现的世界却远为复杂,在平静的日子里,苏拉苏拉不啻人间天堂,然而浅表之下却涌动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暗流:心狠手辣的偷猎团伙,错综复杂的部落纷争,亦真亦幻的原始巫术,肆虐的洪水与山火,当然还有大象、鳄鱼、毒蛇等动物随时可能带来的致命威胁……书中也不乏自然界的日常剧目:死亡。安东尼忠诚的斗牛犬马克斯死于年老,他的法国女友的爱犬彭妮死于攻击鳄鱼,先天残疾的小象苏拉度过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死去,他亲密的伙伴、年轻的公象努姆赞接连做出异常的伤人举动后被无奈射杀。在《象语者》的结尾处,娜娜家族已经从最初的七头大象变成了十三个成员的小家庭,为了让第三代小象成长为真正的野象,安东尼不再和它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法】菲利普·福雷斯特/著 黄荭/译,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2021年4月版

  几年前,看过福雷斯特先生的获奖之作《然而》,感叹于作者的悲惨命运——34岁时,小女儿夭折。他在《然而》中,将自己的人生与日本三位文艺家的故事勾连:同样痛失过幼女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小说家夏目漱石,以及第一位拍摄长崎爆炸后罹难者的摄影师山端庸介——他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垂死的孩童。借他人的人生故事,福雷斯特试图为自己痛失所爱后的虚无人生、无法平静的心灵寻找一个安宁的栖息之地。“然而”这个书名,来自小林一茶的一首俳句,“我知道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然而然而”,对福雷斯特来说,关于生活的所有都在最后重复的这个词中——然而。

  似乎,福雷斯特先生很爱玩文字游戏。新作《一种幸福的宿命》,用A-Z的26个字母对应的26个词,来解读诗人兰波的人生,而这26个词都能在兰波的诗歌中找到,且与作者自己又有点相关。也就是说,这一次,福雷斯特将自己的人生与兰波的相勾连:当年仅37岁的兰波死于骨肉瘤恶化——骨癌的一种,“我还是知道当年兰波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因为我女儿当时也是死于同样的病症”。福雷斯特平静地说出这句话,让人们知道,他已经与过去的痛苦和解。就像二十年前深深困扰他的“虚无”,如今,他的脑中只会留下兰波的一句话:“和等着你们的麻木相比,我的虚无又算得了什么?”他不再认为“虚无”能够被了结,因为虚无是构成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只有直面虚无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从这一点上说,拒绝站在虚无的对立面是很有必要的”。

  “意识觉醒了。夜色笼罩世界。在充满悲悯的黑暗中……它让我们想起虚无,让我们感到自己还活着。”在同样受伤的心灵中,找到彼此的知音,或许这就是“一种幸福的宿命”。

  这是一本我觉得大多数读者都可以读读的书,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收获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徐英瑾教授将逻辑学、认知心理学、心灵哲学、知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概念与理论同日常世界中的例证结合起来,介绍了一些逻辑学和哲学的概念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能运用。他多用打比方的方式,没有哲学基础的读者也毫无阅读障碍。书中最有意思的是徐老师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思,比如谈到“高阶意识理论”——对感觉的语言词汇越丰富,实际上能反过来帮助更精确地对感觉本身进行分类和定位,他认为汉语自身的含混性可能造成知觉的钝化。每一讲中都有同日常生活相关的类似举例,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书名叫《珍物》,集中国文艺界百人之众,同题作文,读来却没有什么“恋物”的气氛,洋洋洒洒,清寂而下,多的倒是对于人活在时间中无可持驻的必然性与起落得失的偶然性的洞明,就像吕楠说的:“除了自己的身体和一点意志力,能属于我们的东西真的不多”。而“留下旧东西也不是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李宗盛),所谓“珍物”,“都因其与人产生了故事,才显得与众不同”(胡斐)。物所勾连的,一半是回忆,一半是感悟,都是阅世甚至历劫之后明白过来的情感与智慧,让人得以保持对世界的敏感与热爱,以朴素的诗情面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同质化、同质化的焦虑与消磨,“一起生个火,喝点小酒,在属于我们的地方辨认彼此。别等待,别把故事留到后面讲。生命如此之短”(寒玉)。

  本书讨论的是从东晋到唐初的王权与佛教的互动与交涉,也就是一段政教关系史。作者在绪论中说,本书选取的是代表性案例,不过中古时期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帝王均有涉及。在古代中国,无论道教还是佛教,政教关系发展到最后都是屈服史。回过头再看,道安所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确实是佛教应对王权的最佳选择。东晋末期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当然是佛教史上扬眉吐气的一段,但作者指出,形成这种政教关系的原因是:“第一,王权衰微,社会控制力减弱……第二,文化开放,思想开明……第三,崇尚道德、注重精神生活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41-42页)随着王权越来越强大,这样的环境已不再有。至于梁武帝的四次舍身寺庙,固然把梁的王法与佛法的结合政策推向巅峰,但作者指出,所谓用去国家六亿万钱的赎身费,去向如何,并无记载;且查不到同泰寺的住持或主事的僧人。所以,“不排除赎身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形式,只是一个数字的表达……它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制造舆论影响,并无实质内容”。(89页)换句话说,整个事件可能就是一场四幕剧,佛教徒配合梁武帝演出而已。

  更加惨烈的是北方的灭佛运动。对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作者认为:“这一充满血腥的法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开了王权大规模屠杀沙门的先例,使北朝的王法与佛法的关系时常走入极端对立状态,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针对佛教的毁灭行动频繁发生……对佛教而言,受难意识与末法意识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代佛教徒心中,并导致其采取一系列的自我保护措施,如造巨大石窟、凿刻石经等。第二,改变了北朝宗教生态,佛教受到严重压抑,道教获得短期的快速发展空间,但这也埋下了佛、道二教相争的仇恨种子。”(121页)

  除了肉体的消灭,皇帝还经常饶有兴趣地组织儒道佛的辩论,虽然在辩论场上佛教经常大获全胜,但结局却总是失败者。唐高祖李渊甚至故意挑动佛道之争,以平衡双方的势力消长。在书中,作者详细描述了以道教徒傅奕与佛教徒法琳为核心的长达十八年的论战(武德四年至贞观十三年),傅奕身为太史令,高级文化官员,七次上书废毁佛教,法琳等人应战,唐太宗口谕:“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意思很明白,和尚们要么闭嘴,要么到监狱里继续说。三十八岁的沙门智实偏以身试法,被杖责数月后身亡。而法琳则著文论证唐朝李氏之祖乃代北拓跋之“李”,而非陇西李聃老子之“李”,被举报讪谤皇室,直接下狱,他真的在监狱里反复述说。唐太宗亲自审问,到最后恼羞成怒:你既然说“念观音者临刃不伤”,我就给你七天时间称念观音,看看刑场上是否有用。七天后再问法琳,法琳回答:七日内无念观音,唯念陛下,陛下即观音也。太宗大悦,免其死罪,流放到四川。法琳的回应,既可以理解为佛教的智慧,也可以理解为屈服。至少他在天威难测的情况下,坚持到临刑前的一刻。

  作者归纳出佛教因应王权的一些基本模式,在我看来,其中最理想的大概是慧远的“离即王权”,也就是相离又相即,既寻求政权的支持,又保持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284页)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

  最直观的角度是内河水系。福州城内河交错,“隐藏在老街区、大桥下、公园内、境庙旁的龙舟队,傍水而生,有些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只不过,“这座城市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对他们的存在一无所知”。书中列出一个非官方统计数字,福州所有水域里的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加起来不少于五千艘。

  另一个有趣的视角是境社。简单解释的话,境社大约是以民间信仰为单位而划分的地理单元,这个围绕宫庙、神明展开的“平行世界”与行政上的村落不完全重合,却是这个信仰繁盛之地极为重要的概念。福州的传统龙舟活动基本上以境社为单位,有时看到龙舟上驮着一尊神像便也不足为奇了。不同境社的龙舟还会“结亲家”,互为亲家的龙舟在端午节要划船到对方的庙里烧香,对方也要择日回访。归根结底,传统的龙舟竞渡也是宗族村社之间的角力场,从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真正的毛细血管。

  不过,《诸神的游戏》并非学术著作,这个题目要深入讨论可能需要更大的篇幅。它的质感更接近于一本加厚数倍的杂志,照片、连环画、地图拉页、手绘神像、二维码链接线上方言词典,从书籍装帧设计的角度来说极为精美。作者走访龙舟队、龙舟厂以及各宫庙庵,留下珍贵的一手记录,尤其是呈现了一些变化中的生态。竞技龙舟的引入使传统龙舟生态受到很大的冲击,例如传统龙舟的船头是可拆装的雕工精美的龙头,代表各村庄境社信奉的神祗,但以速度为核心的现代竞技龙舟无法保留这一地方特色。城市的更新也影响着传统的龙舟活动,许多村庄拆迁后村民早已四散,他们还能否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重新聚起来划龙舟?

  我想起思想中心曾做过一组关于民间信俗的采访,我在福州遇到一处印象很深的庙宇,因篇幅原因没有写进正文。它看起来是闹市区的饭店,硕大的招牌上写着“免费吃蚝”,门庭若市;但店内另有乾坤,布满“机关”——门店里的植物墙其实是移门,如武侠片般隆隆打开后竟有大大小小十几座神像藏于“密室”;而二楼会议室的投影幕布如果升起,会有神龛惊现眼前。所以,每到祭神的日子,这生意兴隆的饭店竟摇身一变成了一座宫庙,香烟缭绕,锣鼓喧天,因拆迁而搬走的居民又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回来进香。

  【澳】米切尔·迪恩、【比利时】丹尼尔·扎莫拉/著,Verso,2021年5月版

  1975年春天,年轻的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助理教授西米恩·韦德(Simeon Wade)开车带来美国访学的福柯和他的爱人、钢琴家迈克尔·斯通曼(Michael Stoneman)到加州死谷的扎布里斯基角嗑。福柯将这次行程称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因为这次迷幻之旅,他彻底重写了《性史》(),并改变了之后数年的研究方向。米切尔·迪恩(Mitchell Dean)和丹尼尔·扎莫拉(Daniel Zamora)的新书

  此书的标题是个双关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的青年反文化中,(LSD,俗称“acid”)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文艺名流以拓展知觉为名嗑药,福柯是这波潮流中最后一个这么做的著名智识分子,所以他可谓“最后一个嗑药的人”。但如果把“last man”读作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或福山(《历史的终结》)意义上的“末人”,那么,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的语境下,受到法国新哲学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福柯的“末人”,就是一个反对福利国家的支配(

  )、为自治和自新而斗争的嗑药的人。于是,我们从标题便不难看出,迪恩和扎莫拉的这本书,又是一本对于作为新自由主义者的福柯,及其身后的法国理论的检讨之作:如今特朗普和欧美右翼的支持者,不正是那些被福柯版本的“左翼治牧”(left governmentality)排除和无视的人们吗?

  当然,也有人认为两位作者对福柯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亲和性的强调有些言过其实,毕竟,利用福柯理论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也大有人在。但毋庸置疑的是,福柯是个反国家主义者,在他那里缺少一种有效的国家理论,一种能够区分对于国家权力的正当使用与非正当使用的理论。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福柯衣钵继承者的阿甘本,在去年疫情暴发之初发表的关于防疫措施的评论,至今传为笑柄。2021福建厦门大学海洋遥感应用技术创新研究院